联合舰队及台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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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叶剑英、彭德怀、布尔加宁、赫鲁晓夫（摄于1958年）1957年10月，中苏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方为中方提供有关原子能、原子弹、导弹等多方面的援助[45][46]。1958年4月和7月，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并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或“共同舰队”[10][11][47]。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在建立“联合舰队”以及中国是否要发展核武器等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分歧[11][47][48][49]。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击金门，引发第二次台海危机，事先未通报苏联，引发赫鲁晓夫不满[39][50]。9月24日，解放军意外获得了中華民國空軍发射的美制响尾蛇导弹，但一度拒绝移交给苏联，引起苏方不满，甚至可能极大地伤害了赫鲁晓夫的个人感情[39][51]。
在建设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这牵涉主权问题，提出中方出一半资金，苏联出另一半资金和全部技术，但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被苏联拒绝[11]。而组建联合舰队一事，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企图军事控制中国[11]。中共当时海军十分薄弱，即使组建联合舰队也无能力共享苏联的海岸线。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52] 赫鲁晓夫则无法理解毛泽东的激烈反应，特别是苏联刚答应提供给中国潜艇技术的前提下，他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间在互相供应、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53]
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认为，事实上毛泽东之所以对“联合舰队”之事大发雷霆，是为了把赫鲁晓夫骗到北京。在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与毛泽东会谈之后，毛泽东突然提出就这次会谈发表一个联合公报。8月3日的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就……解决国际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而其实双方在会谈中并没有谈及任何“国际问题”。而就在联合公报发表后的8月2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和中华民国方面自然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共同商量好的军事行动。然而，事实上，毛泽东从未向赫鲁晓夫透露过炮击金门之事，在炮击金门之前赫鲁晓夫一直被蒙在鼓里。毛泽东其实是狐假虎威，赫鲁晓夫被毛泽东利用了。这件事后来成为中苏分歧的重要诱因[54]。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55]
苏联反对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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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反右倾运动和三面红旗
1959年7月24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同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莫斯科进行了一场即兴的“厨房辩论”[56]。
中国大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刚发起时，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人虽不赞成，但在表面上采取了既不称赞也不批评的态度[57]。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称：“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58] 同年12月17日，《华盛顿邮报》刊载文章披露了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与赫鲁晓夫的谈话，汉弗莱就中国公社问赫鲁晓夫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称[57][58][59]：
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苏联很久以前就曾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现在苏联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
1959年1月，《纽约时报》在苏联官员阿那斯塔斯·米高扬访美期间，发表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撰写的特稿《米高扬说，公社在苏联的实验中失败了》，其中称苏联放弃了最近在共产中国所建立的那种纯粹公社的工作[60]。而苏联报刊从1959年开始公开报道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刊载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中称，公社在苏联建立过于草率，“尽可能幹，按需拿”这样的公社“没有什么成绩”，集体农庄才是农民“亲切的家”[57][59][61]。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报纸发表时删去了此段话，而《真理报》则全文发表，对此国防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人员林蕴晖认为，这明显是讲给中国“兄弟”听的[62]。
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认为，中苏决裂的原因在于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58] 但苏联觉得如果赞成人民公社，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因此1959年7月《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隱晦的检讨了苏联19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但此举卻激怒了正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毛泽东[58][63]。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将赫鲁晓夫讲话材料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时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64][58]
中苏论战及终止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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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英国谈判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为由，暂缓对中国大陆的核项目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此后中国专家只能利用苏方的图纸与设备继续自己研制原子弹[39][49]。8月中印边境纠纷，即“朗久事件”，未经和中国沟通苏联塔斯社发表对中印冲突中立的声明，拒絕支持中國[50][65]。9月15日-27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与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峰会进行和解，苏联此举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减核战争的威胁[56][66]。9月30日，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活动，期间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捕的5名美国人，但遭到中方反驳，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共领导人在西藏达赖喇嘛问题、台海危机、中印边界纠纷、“大跃进”等问题上发生争论[50][65][67][68]。10月6日，赫鲁晓夫刚回到苏联西伯利亚的海参崴即发表讲话，影射毛泽东和中国是“好斗的公鸡”[50][65][67][68]。
1960年4月22日，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则指向赫鲁晓夫[12][50][67]。5月，美苏之间发生“U-2击坠事件”，对美苏关系造成不良影响，此次事件后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看法，毛认为“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50] 1960年6月下旬，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以及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抨击中国的“大跃进”等政策，批评中共“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试图在理论上压服中共[50][67][69][70]。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批评：“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50] 但遭到中方反击，中共代表团在6月26日散发了一个书面声明，指责赫鲁晓夫在会议中的作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极端恶劣的先例[67]。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是中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中苏论战走向公开化，两党关系走向破裂[50][67][69][70]。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至9月1日将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共1390人，銷毀部分技术图纸，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其中343项技术援助合同被取消、257项科技合作项目被中止[12][13][63][67]。中国认为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并把“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归咎于此[71]。但事实上，中国继续大跃进“炼争气钢”、坚持大跃进的错误做法是苏联撤走专家的原因之一[72]。早在1958-1959年，中國已普遍出現了輕視、不尊重蘇聯專家，認為其思想保守的情况[73]。
论战实质：中苏争夺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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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註 3]。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註 4]。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註 5]。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学术界关于导致中苏分裂决定性因素的分析，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63]。 李朝军、沈志华等研究者认为，延续近十年的中苏大论战的实质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李朝军指出，论战发展演变的过程极其複杂，所及十分广泛。但是，对马列「正统」地位的争夺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争夺是中苏双方的主要和最终旨趣。因此，中苏双方都不遗余力的投入精力，都毫不含糊的视对方为「异端」[74]。沈志华、李丹慧通过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提出“结构失衡论”。其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中苏两党平起平坐，争夺话语权就成为中苏两党解决他们之间路线和政策分歧的基本手段，而目标则在于国际共运的主导权。其二，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了国家关系，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念。这种结构性缺陷成为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63]。
苏共有两块正统的「金字招牌」：一个是列宁主义的党；一个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把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纲领作为列宁主义的正统，从这个正统出发，给中共扣上了「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中国方面则认为，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右」的修正，只有自己的理论才代表并捍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从中国方面的正统观点来衡量，给苏共扣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帽子，并且认为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74]。
路线分歧及核战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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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起的中苏论战，焦点之一在于路线问题[75][76]。苏联共产党认为，现代核战争会导致世界大战和人类灭亡，使共產主義的勝利變成毫無意義之事，故和平共处是唯一选项，而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经济竞赛中彻底战胜资本主义[49][77]。中国共产党则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战争中将灭亡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类，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78]。中共认为苏共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苏共认为中共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79]。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的合影。从左至右：宋庆龄、帕维尔·尤金、毛泽东、尼古拉·布尔加宁、费德林、杨尚昆。
有文献记载，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曾说道：“我们中国有六亿人口，原子弹杀死掉一半，还有三亿人口，有二、三十年又恢复过来了。”[80][註 6] 1957年10月，苏联先于美国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84]；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毛泽东认为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强大，则无需谈判，说道：“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8][9][85][86][87]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的发言使得会场上出现坟墓般沉默，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此后对毛的言论提出了不满和批评，时任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准备损失6亿人口中的3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1200万人。”[9][87] 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认为，毛泽东的言论惊吓了一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导致后来很多东欧国家不再跟着中国走，他们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政策太具冒险性、太具战斗性，但苏联在之后的中苏论战中也有意歪曲中方观点[8][9][85]。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提到：“打原子仗，我们死一半还有三亿人口。... 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88][8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则认为“死3亿人”是苏联在污蔑中方，其引用的毛泽东讲法是[90]：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
1949年12月，毛泽东（左前）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右前）的生日宴会。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评价斯大林功过“七三开”、捍卫斯大林，与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产生分歧[91][92]。
至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有81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以及1961年10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否定斯大林、主张「两全路线」[註 7]，还公开批判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号召推翻霍查，1961年底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断交[12][93]。其中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中共代表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12]。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94] 中国认为否定斯大林是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苏联则认为要解除个人迷信给苏联带来的沉重影响，让苏联更好地发展[75][76]。此外，据赫鲁晓夫回忆，他之所以从苏共二十二大起逐渐开始批驳毛泽东的做法，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还因为中方在边界谈判中漫天要价[95]。
中苏论战期间，1962年4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位开国少将祖农·太也夫、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以及超6万边民从新疆边境叛逃苏联，史称“伊塔事件”[12][96][97]。该事件导致中国加速遣返苏侨的行动，以清除苏联在新疆的影响，1962年下半年，中国撤销了苏联驻新疆、黑龙江等四地的领事馆，并撤销了苏联驻华商务机构[12]。1962年夏，毛泽东等人将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提出的争取和平国际环境、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等对外工作观点，总结为“三和一少”并进行批判，王稼祥此后遭撤职[97][98]。同年10月，美苏之间爆发“古巴导弹危机”，毛泽东及中共批判苏联在危机中退缩，认为赫鲁晓夫“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苏联、捷克共产党人则认为中共的立场会导致核战争[99]。而与此同时，在10月至11月的中印边境战争期间，苏联则与美国一同选择支持印度[100]。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的「三和」、「两全」和「三无」[註 8]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101]，而后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14]。1963年7月6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中方代表团团长是邓小平、副团长是彭真，与苏共的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等展开了激烈争论[102]。在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102][103]。对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双方从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论战，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瓦解，有研究人员甚至认为，中共的《九评》是国际共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102][103]。
另一方面，因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冲突等一系列事件，1960年代初的美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苏联更为激进、好战，一度想阻止中国大陆的核武器研发[104][105]。1963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试图说服赫鲁晓夫禁止中国的核武器试验和开发，并协同合作对中国大陆的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但未获得赫鲁晓夫的同意[3][104][105][106][107]。而苏联随后于8月与美国、英国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限制核武器试验，也使中苏关系雪上加霜，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次年1月迅速与另一个西方核大国法国建交[108][68]。
中苏领土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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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苏边界冲突
远东地区的海参崴于1860年被割让给俄国，俄国将其命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图片摄于1904年）。斯大林统治时期，当地华人遭到迫害甚至被杀害[109][110]。
历史上，清政府于1858年、1860年和1881年与俄罗斯帝国先后签订了《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伊犁条约》等数个不平等条约，被夺取大量领土。中华民国时期，苏联煽动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外蒙古成为苏联一个卫星国[111][112][113]。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北京出版的历史教科书认为，中国的边疆领土包含了远东地区的滨海边疆区、海参崴、库页岛等地以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阿穆尔州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地理上的重新解释实际上将中国边境推入苏联境内300英里，引来苏联谴责毛泽东像希特勒般寻求“生存空间”[114]。据中国大陆方面统计，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苏联共侵犯中国边境4189次[115][116]。
1964年2月23日至8月22日，中国和苏联在北京东交民巷40号进行了边界谈判，但谈判无果而终[117]。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副团长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帕维尔·泽里亚诺夫、副团长为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5月初，泽里亚诺夫乘飞机回到苏联和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同意全面迎合中国。7月初，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中苏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但7月10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日语：細迫兼光）会面[118]，一日本代表就要求归还被苏联占领千岛群岛征询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讲：“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7月13日，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报道了此事。[119][120]
1964年7月30日，苏方要求将会议地点设置莫斯科。8月15日，曾涌泉提出，若苏方不让步，中方有权采取其他方式解决问题，苏方将此解读为“毛泽东几乎是利用战争做了暗示”。9月2日，苏联《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并配有评论，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 8月19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曾6月达成的协议和毛泽东7月10日谈话是“令人憎恶的文件和建议”。 8月22日，苏联代表团回国。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与日本代表团会面时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毛泽东于是表示要准备防止苏联入侵的战争，9月到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前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做战役勘察，尤其勘查了苏联入侵东北时的进攻路线。[119][120]
赫鲁晓夫下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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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7月，赫鲁晓夫访问挪威[121]，不久后便下台[122][123]。
1965年7月，邓小平、齐奥塞斯库、勃列日涅夫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届代表大会。
中苏论战白热化后，中共原本计划连发“十评”文章，但未料到《九评》发出后，1964年10月中旬赫鲁晓夫突然下台[122][123]，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时中共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以及苏联新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趋向还不清楚，毛遂决定利用“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契机，派出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苏联祝贺，摸清苏共新领导的政治意向，寻求避免中苏彻底决裂的途径[124][125]。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以各种方式向苏联传递重修于好的信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联名给苏共新领导人，包括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发去贺电，电文公开见报，中国报刊暂停论战，开始正面介绍苏联新的建设成就。1964年11月5日，毛、刘等人再次联名发去节日贺电，7日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与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126]。
1964年11月5日，周恩来、贺龙、康生、伍修权、刘晓、潘自力、乔冠华等一行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柯西金等的欢迎，下榻列宁山政府别墅[127]。稍事休息后代表团开始紧张的活动，礼节性地拜访了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并接受回访，利用一切机会与苏联方面接触，传递期望改善关系的信息。11月7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元帅提到“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赶走了赫鲁晓夫，也该你们赶走毛泽东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障碍了，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并与贺龙发生争吵[124]。随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抗议[128]。勃列日涅夫则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酒后胡言。周恩来则认为是酒后吐真言，要求苏方正式道歉。苏共领导人未立即回应。周恩来随即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表示抗议。第二天，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而苏中关系因此继续恶化[129]。周恩来一行回来报告苏联并没有改变路线的趋势，中共继续批判苏联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越南时取道中国北京，协调双方援越抗美的立场、争取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但与毛泽东发生争论[124][13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