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山在《唐叔虞封地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了新的三条证据，进一步支持了晋阳说。首先，他认为禹在晋阳建都，称晋阳为“夏墟”。其次，唐叔虞在晋阳时，实施了“夏正”，而翼城并不具备这样的地理条件，因此无法成为唐叔的封地。最后，根据杜预的记载，晋阳是位于戎族地区，唐叔的封地自然会涉及“戎法”，而翼城距离戎族较远，因此不可能成为封地。
尽管晋阳说在历史上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但1961年山西文物工作者的勘察却对这一说法提出了挑战。研究者指出，晋阳的古城遗址的建成年代远远晚于西周初年，同时在晋祠遗址的发掘中，也没有找到晋国早期的实物。因此，晋阳说难以立足。
与晋阳说相对，翼城说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翼城位于河汾之东，符合《史记·晋世家》中“唐在河汾之东”的描述。清代学者顾炎武深入考察了山西的地理，并结合民间传说提出，晋国的都城最初可能设在翼城。根据顾炎武的研究，春秋时期的晋国是从翼城向外扩展的，迁都七百里到晋阳并不现实。
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支持了翼城说。1990年代，联合考古队在翼城和曲沃的交界处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了晋侯墓地。这个墓地的发现被认为是对晋国早期政治中心的有力证明。晋侯墓地的考古成果被誉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揭开了晋国文化的崭新一页。根据考古研究，晋侯墓地的年代与晋国的历史相符，为晋国的早期都城提供了新的线索。
尽管“曲村天马遗址”的发现为翼城说提供了重要支持，但由于考古资料的不足，关于晋国春秋初期都城的研究仍存在争议。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仍在不断发展。
晋国的都城迁徙，既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影响，也与地理因素息息相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某些因素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导致都城的迁移。晋国初期的迁都可能主要是受地理因素的影响，而后期的迁都则更多地受到了政治和经济因素的驱动。
关于晋国初都地点的问题，笔者认为翼城是最有可能的选址。然而，这一问题的答案仍然有待更多考古证据的支持，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带来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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