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朝议中的争辩和宣帝诏令内容，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决狱平”的理念。针对如何去实现决狱平，奏议、驳论和诏令实际上是提出了两种思路。路温舒所痛责者，“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敺，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其所指斥的秦以来弊政，贵治狱之吏，决狱周纳，显然只是专指刑案中认定案件事实的广纳周延，而不是指案情确定之后，持法用法深刻。宣帝闻奏后，选择对应的选员置职措施，实是直指治狱冤滥，希以增设廷尉正一职，以匡正狱事冤酷。对其诏令中所说的“不辜蒙戮”，颜师古注曰：“无辜者反陷重刑，是决狱不平故。”注疏所指，未及于适法用法。之后选于定国为廷尉，则因其父“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于定国本人也以“决疑平”著名，其二人《汉书》入传系因决狱平而“名”，传记所传的史实，均为确当之人确定涉案情节，无关涉适法用法。朝议黄霸入选廷尉平，也是同一缘故。“会宣帝即位，在民间时知百姓苦吏急也，闻霸持法平，召以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相对于路温舒陈秦之余弊，宣帝诏令选员置职廷平，名臣涿郡太守郑昌的上疏所沿循的则是另一种思路，即通过约法省刑而致决狱平当，即前引述“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郑昌所疏，明显并未言察知前秦遗弊的要害，所以疏奏未被采纳，“宣帝未及修正”（律令）。
针对“决狱不当”之弊而提出的“决狱平”，其语义究竟指的是什么，是案情明察确当，还是用法持平公允？向来议者对此不予细查，多以为两者均是。这其中的缘由是不了“狱成”与用法在秦汉是两分的。若查析汉代刑案中“狱成”与“论报”程序，可知决狱平主要是指案件事实察明且确当，同时又包含有尽量避免扩大案情，避免牵连无辜之意，是对“狱成”竟结的一个价值评价，而基本不关涉用法论刑的“论报”平允问题。
两汉的刑案在狱成阶段，称为鞫狱。不少论者均认为判决书为“鞫”，宜告判决为“读鞫”，人犯称冤，乞求再审，为“乞鞫”，“读鞫”、“乞鞫”以及官府再审，合称为“鞫狱”。
征于两汉史实，可知上述观点为误释。“鞫”在两汉，是认定被告所有犯罪事实的司法文书，狱事结书具狱；“读鞫”是官吏宣告本案已认定的被告全部罪行；“乞鞫”是被告认为官府所认定的犯罪，与案件真实情况有出入，乞求重新复核查证。因此，“鞫狱”是判决拟定之前，审判程序中的一个诉讼阶段，而不是再审程序。
两汉鞫狱，自颜师古注《汉书》以来，误释广流近二千年，实有匡正的必要。
中国古代刑狱诉讼，自奴隶制时代起，已有“狱成”和“拟论”两个诉讼阶段。“狱成”是由下级司法官吏，通过查证和庭审，核实被告所犯罪行，作出被告犯罪成立、证据确凿的结论。“拟论”则是由上级司法官员根据传入的“狱成”结论，适用法律，裁量刑罚。如《礼记·王制》：“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宥）然后制刑。”
《汉书·于定国传》：“东海有孝妇，……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拷讯），孝妇诬自服，具狱上府。……于公争之弗能得，……太守竟论杀孝妇。”这一案，分为两阶段。一为县狱吏捕妇拷讯，认定犯罪事实成立；再为太守以县吏呈报为据，作出刑罚裁决；从于公争之不得、太守竟论杀来看，截至“具狱上府”为止，并没有形成判决意见，说明司法运行中狱吏仅仅对案情负责，而地方长官独揽拟论判决权。
如果说狱吏不参予拟定判决意见各代皆然的话，那么主审官也不过问案情查证核实的过程，则是两汉特色。新居延汉简《侯粟君责寇恩事》为我们保存了一份比较完整的审判记录。简载，原告粟君两次向居延县廷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寇恩偿还债务。县廷官吏并不自行查证核实粱君诉请的内容，而是批文到被告居住地都乡，由啬夫宫（人名）调查核实。宫“召（寇）恩诣乡，乃爰书验问。”得出粟君诉请“疑非实”的结论，并写出审讯报告，“皆证也，如爰书。”于是县廷再令啬夫宫“更详验问，治决言”，啬夫宫依令作出审讯核证的结论，证明寇恩并不亏欠粟君财产。县廷据啬夫宫的“决言”、即“庭审调查”的结论，作出判决：对粟君“正以不直者法，丞极执如律令。”
在案件的整个审判过程中，啬夫宫始终只对案情负责，而县廷做出对粟君“正以不直者法”的判决，完全以啬夫呈报的爰书为事实的依据，拟定判决的官吏甚至没有传讯过原被告任何一方。这比较明显地反映出，决定判决意见的官吏，仅对适用法律的问题负责。
居延汉简所反映的汉代审判制度的特点，又常见于汉史的其它记载。如王嘉一狱，“缚嘉截至都船诏狱”，“将军以下与五二千石杂治。吏诘问嘉……稍侵辱嘉”。这里，核查王嘉所犯罪行由狱吏负责，而判决意见由五二千石杂治形成。再，刘建一案，“（有司）索得兵器玺绶节反具……制曰：‘与列侯、史二千石、博士议’。”此案有司索得反具，是下级机关已将案情查实，而列候，二千石，博士是完全没有参与“索得反具”的人，由他们依据下级机关呈报，决定刑罚裁量。同类情况在汉史中实为常见，甚至位尊太尉的周勃，受诬陷入狱，验问时受狱吏侵辱，并无官员主审，出狱感叹不如“一狱吏之贵耳”，证明即便高官为被告，庭审调查仍由基层狱吏负责。
由于审判制度的这一特点，在拟定判决的时候，需要把庭审调查的结论，向被告宣读，进行最后一次复核，以保证爱书认定的事实确凿无疑。这就是“鞫狱”。
我们今天还未能看到两汉刑狱案件的完整审判记录，仅有《汉书·张汤传》所载张汤年幼时审鼠的游戏，大致反映了西汉刑狱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张）汤熏掘得鼠及余肉，幼鼠掠治，傅爰书、讯鞫、论报……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张汤之父,视张汤文辞如老狱吏，说明其审鼠的过程，基本上类同于官吏实际审案的程序。
据《张汤传》所载，讯“鞫”在诉讼中程序的接续关系是，承治、傅之后，启论报之先。《王尊传》，“遣史收捕验问，辞服。”验问加笞掠，即为验治。《江充传》：“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朱博传》：“博诈得为医入狱，得见（陈）咸，……为咸验治数百。”师古注曰“谓被笞掠也。”
验治的主要目的，是强迫被告“服罪告劾之章。”如果被告不服，又往往传唤证人，与被告质证，这就是“傅爰书”。傅是指的证人证言，《张汤传》师古注曰：“傅谓傅逮，若今之傅逮赴对也。”“傅对”也称“对狱”，《肖望之传》、《杜周传》、《息夫躬传》，均有详载。爰书，则是被告供辞。颜注曰：“爰，换也，以文书代换其言辞也。”《张汤传》注引汉律囚律佚文说：“爰书自证，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讯考，三日复问之，知与前辞不同也。”被告以其口供与证人证言质对，是验治的一项重要内容。狱吏据此最后确定被告全部罪行，写定狱审决文。
处于鞫狱之后的论、报，则是指刑罚的拟定、宣告和批复执行。“论”，平帝诏文：“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注引如淳曰：“已论者，罪已定。”又如“铸伪黄金当死，……得逾冬减死论。”自“案致其罪，论客弃市。”“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流血数里，河南号为‘屠伯’。”从“会论府上”看，“论”之前刑罚并未确定。“论”为刑罚的拟定、宣告是无疑义的。
“鞫”，《说文》：“穷治罪人也。”桂注：“经典通用‘鞫’”。《周礼·小司寇》郑注，“如今时读鞫已，乃论之。”《史记·夏侯婴传》注引《索隐》“案晋灼云：狱结竟，呼囚鞫，语罪状。囚若称枉欲乞鞫者，许之也。”
鞫狱虽还有其它注释，但大多模棱，不得要领。而郑注和晋注是十分清楚的：鞫狱是将司法机关认定成立的犯罪，告诉囚犯，即“呼囚鞫，语罪状，”而并非语“论决”。在鞫狱之后，当事人无异议，才进入决定以至宣判刑罚的诉讼阶段。即“今时读鞫已，乃论之”。反之，则要重新复核犯罪事实：“囚若称枉欲乞狱者，许之也。”“读鞫”“乞鞫”合称“鞫狱”。要之可见，认定罪行与决定刑罚，分由不同狱和官员负责。
一起刑案中，明断案件事实和公平使用律条，是密切关联的两个治狱取向，而决断案件事实，预决了能否公平适用法条。其中“断狱”和“用法”两者界分，适用法律只能依鞫狱决文为据，故狱有冤滥，用法者也无从纠正。对此路温舒说：“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即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从“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来看，咎繇所“听”的，必为狱成的具狱。具狱已定，虽有法律圣贤，也无从救返人犯。因此，路温舒所指的秦所遗弊政，宣帝所称的决狱不当，以及西汉宣成之际所说的狱冤酷、狱滥，都是指的一件事，即狱吏认定犯罪事实锻炼周纳，案情冤滥。至于法律适用持平公允，则并不在“决狱平”所指称的范围。
“决狱”既明之后，还可考训平字。“平”字的训义相当丰富。“平”虽然有“舒也” “静也”的词义，但与决狱相关联的词义，则是停也，正也，定也。以水喻平，庄子说，“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实在知道了水平如静之后，再往前延伸一小步，其正与停的词义关联，就一清二楚了。以水喻平，水有落差，则必流动，水无落差则平，平水静，庄子谓之停。移其词义去狱事中，“决狱平”则是鞫狱竟结，乞鞫之事“停”，也就是说当事人服罪，罗于文而无恨，于是谓决狱平。
水因其平而终至于停，喻事则有“定”、“和”之意。郝懿行疏《尔雅·释诂下》之“平”说，“平，正也，定也”，“平，成也”。颜师古注《急就篇》卷四“廉洁平端抚顺亲”说，“平，正也，和也”。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不同事物的倡应允协，就是和。韦昭注《国语》说：“乐从和”，“和从平”，“和”是“八音克谐”，“和，谓百姓和谐”。在“平”字原有的文意和训读出来的字义之上，将“平”释为“成”，则是梳理成章的训读结论了。《谷梁传·宣公四年》、《宣公十五年》、《昭公七年》都载说，“平者，成也。”郑玄注“平”，引《周礼·夏官·大司马》“以佐王平邦国”文，说“平者，成也”。据此，可以说“决狱平”的“平”，可解释为借喻水平则静，静“停”之义，指鞫狱竟结，罗于文者无冤诉，具狱事即成。
二、决狱平语义的历史迁延
路温舒上疏，认为贵狱吏是“秦有十失，今有一存”的弊政，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因“决狱”、“用法”两分，决狱事务官员不涉及，而决定具狱的是下层属吏，所侵辱者，不乏高官。例如著名的于公为“县狱吏、郡决曹”，何敞六世祖“比干，字少卿……为汝阴县狱吏决曹掾”，东汉郭躬之父弘“习小杜律，太守寇恂为弘为决曹掾”。这都是州郡所自辟的属吏，文法吏之流。但是从汉平帝开始，这种属吏来源与构成的情况发生明显的改变。汉平帝元始二年诏“冬，中二千石举治狱平，岁一人”。西汉时期的中二千石，除中央重卿约十一人外，还包括一些年资深、有声望的郡太守，因此这项察举之制，每年除署到郡决曹或廷尉平的人，应在二、三十人左右；积以数年，则是一支颇具威势的力量。根据《文献通考·选举考》的统计，两汉的57位廷尉中，《汉书》有传者11人，其中6人就是掾吏出身；而东汉廷尉22人，有17人缘于“明习法律”，来自世传律学的“家室衣冠”家族。
与平帝诏令颁行的同时，“春秋决狱”之风盛行，断狱须引儒家经义为要务。除了刑狱之外，政务决策、军务对策，甚至太子立废，朝议都引《春秋》经为据，而论举措归依。例如大鸿胪依《春秋》“诛君之子不宜立”之义，谏止窦太后立梁王为太子。这一风流所披，察举选举中用试以儒家经典的方式取士，“不能通一艺”者，无进身之途；甚至已任吏掾者也予罢职免事。为此，西汉哀平之后，“一府员吏，儒生什九”，“簿书之吏，什置一二”。仅仅是人事考核，还堪将就，更有甚者的是，确定的案情一旦经《春秋》之义解释，罪轻罪重就丧失了判罪的凭准，罪死的案件，动辄免为无罪。这从根本上打击了狱吏在决狱具狱事项中，故为深文广纳而求擢升的欲念。案情的法律后果，成为狱吏们所不可逆料之事，决狱冤酷于个人升职的作用就大为下降了，以决狱尚平来纠正秦代弊政“贵狱吏”的急迫性也开始大为缓解。
还须看到的是，尚书机构在中央的扩展，和吏、曹、掾在地方自辟属吏中的变迁，都越来越不利于狱吏沿循故为深文以谋擢升的路径。秦设尚书不设郎，仅四尚书足以敷用。西汉承尚书台之制，初为四曹六郎，有左右仆射。至东汉时，尚书台机构及其权力急速扩展，分设有六曹三十六郎，其中二千石曹、中都官曹，都负有监督审判的职责，分管地方与中央的重罪案件核查，狱吏不易获荣宠；而且“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为狱吏而通“机”、“衡”要枢，以获“纳听下言而谓上”的机遇，在读经之势滔滔而来的时候，显见是不恰时宜的。那些领录尚书事的郎顗、李固、刘茂、张俊等，都是饱读经书之人。这对狱吏擅冤酷而言，只能是怨望兴叹。相对中央尚书台膨胀而言，东汉郡辟各吏、曹，职权也发生了较多变化，其中功曹成为领管其他曹的最为权重者，《晋书》曾记刘毅居阳平，被逼为功曹，“月余沙汰郡吏百余人，三魏称焉。为之语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功曹因其无所不领管，当然也涉及到刑狱事。《后汉书·王畅传》记：“拜南阳太守。功曹张敞奏记谏”，“更崇宽政，慎刑简罚，教化遂行。”“杜畿，……年二十四为郡功曹。郡县内系囚数百。畿亲临狱，裁其轻重，尽决，遣之。”功曹率事贼曹、决曹事务，径直遣囚尚未遑及于论法官员者，决曹掾直接现功业的机会，因其地位等而下之，就更加微茫了。
可以说，自平帝始到东汉中期，“决狱平”这个理念，已经脱离了贵狱吏，和文法吏冤酷于狱事而超擢的那个历史语境。决狱权事的地位，一衰衰于儒术“以经术润事狱事”，次衰衰于“一府员吏，儒生什九”，再衰衰于功曹兴而决曹萎。“决狱平”通过倡导一种贵狱平司法理念，而重建贵贱不愆的差序格局，其历史使命于东汉中期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是，由于决狱平的理念汲取于儒学恤刑观，关涉酷刑亡国的经验论，倡导“决狱平”在历代政治中仍均有其价值意义，所以也为士大夫主流所始终坚持。只不过在魏晋之后，决狱平、断狱平、折狱中、用法持平等等用语，在含义上逐渐趋同，基本含义是运用法律持平得中，而且致刑者诚服所判，已离却具狱确当之原本语义。“决狱平”一语渐类于当代的“案结事了”。
对“决狱平”所指司法事物的迁延，首先可查历代《天文志》对星象观测的评说。不同朝代如若狱事冤酷，所对应的星分是有所不同的。观测天文的判说，可推知“决狱平”的语义，是指具狱确当，还是用法持平。汉代“正义昴七星为髦头，胡星，亦为狱事。明，天下狱讼平；暗为刑罚滥。六星明与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摇动若跳跃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见，皆兵之忧也。”此时朝廷认为兵刑一体，星暗非刑滥则为兵事，这正是廷尉一职兵刑一体的天象对应。《晋书·天文志》则说：“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蕃七，东蕃八，在北斗北。……宫门左星内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断狱也。……昴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狱事。……昴明，则天下牢狱平。”此时，昴七星“又为旄头，胡星也”，此星象仍然主狱事，同时主胡事。昴星旄头明，则牢狱平。但是，在昴星旄头之外，《天文志》又增加了紫宫垣十五星，其中二星主平刑断狱。这不仅可以看到世间狱成与用法两分，还可以看到平刑断狱的宫门内星，已列入紫宫垣属，且不混于胡事。紫宫垣属星，星分帝王家所有朝政，在东方苍龙的位置，其地位显贵于西方昴属。
至于宋代星象观再变，对紫宫垣十五星的分析越来越明晰确定，而西方昴七星宿则变称为七公七星。如果其中主狱事的星“戾，则狱多囚”，并不说冤酷，也不指狱滥。“大理二星，在宫门左，一云在尚书前，主平刑断狱。明，则刑宪平；不明，则狱有冤酷。……守之，则刑狱冤滞，或刑官有黜。彗犯，狱官忧；流星，占同。云气入，黄白，为赦；黑，法官黜。”“平星二星，在库楼北，角南，主平天下法狱，廷尉之象。正，则狱讼平；月晕，狱官忧。”“昴宿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及狱事。又为旄头，北星也，又主丧。昴、毕间为天街，天子出，旄头、毕以前驱，此其义也。”自宋之后，大理二星与昴宿七星，其观星测星的判词无大变化。但就“平刑断狱”与“牢狱平”的关联而言，角宿大理二星，在东方苍龙属，是帝王紫宫垣主政的星象，其被观测到的星变，意义显然高过昴宿的旄头。昴宿星虽然也分主牢狱平，但是并不分主狱有冤酷（其事属大理二星之左星），也不主“刑宪平”（其事属大理二星之右星），单指天下狱囚的人数，超过了常理应有的比例，因此所积累的戾气可破坏掉天地间的祥和之气，因而不利于帝业。
其次，从上计考课来看，对于有决狱平声望和政绩的官员，历代朝廷都有相应的奖励升迁机制。例如明洪武九年星变，叶伯巨上书言其事，提出建议：“明诏天下，修举‘八议’之法，严禁深刻之吏。断狱平允者超迁之，残酷裒敛者罢黜之。”若此，则“兆民自安，天变自消矣。”
在这套评价升迁机制影响下，历代因决狱平而得到升迁、甚至攀至高位者不乏其例，如后汉“顺帝时，廷尉河南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又如，《宋史》卷296《杨徽之传附杨澈传》：“知州张全操多不法，澈鞫狱平允，无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召试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州。”又，冷应澂“调静江府司录参军，治狱平恕，转运使范应铃列荐于朝。”对此就不再一一例举。可以说，“断狱平允者超迁”，其主要意义还不是狱事决平，而是指案件判决结果公允。其中虽必有事实认定恰当，但也同时综括用法仁恕宽平，而且与狱吏贵与不贵无涉，称平者均为命官。
再次，经过魏晋而至唐宋，折案用法及其中的幽圄狱事，在执法者以德付天命的排序中，究竟有什么价值地位，渐次形成了固定的评说。在这种被称为“四德”的价值顺序中，决狱平只是一个基础条件，列于四德之末。北宋《劝慎刑文、箴》碑说：“听讼折狱，至于评刑，次第之间必具四德。公清首之，先正自心，勿为势利所迁，一也；明察次之，究其事始，勿至变乱成惑，二也；仁恕又次之，既得其情，哀矜而勿喜，三也；平允又次之。狱具取决，无庸上下，相殴以刻为明，四也。”可见狱具取决，仍反对相悖反，且毋庸以刻为明。由是观之，列次的顺序是，公清之首，明察其次，以及平允为再次了。狱吏取得案件实情的事，经过究始末、用仁恕、取平允的多番打磨，其狱吏之戾，也就消磨殆尽了。
再次，两汉后见诸于各史列传的决狱平事例，总体上看都是持法平、用法恕一类。其入传的范式，虽也有决狱平之称，但若查看细述，则可知晓这一类称为决狱平者，相对于西汉中期之前而言，不是仅针对具狱事，实为持法平。以断狱持平、用法仁平的名声而入史传的人，代有名人出，可仅试例一二。例如“陕西佥事计资言，武臣杂犯等罪，予半俸，谪极边。源以所言深刻，奏寝之。郎中林厚言禁刁讼、告讦及择理刑官、勘重囚务凭赃具四事，皆以源议得施行。” 又如“熊枚，字存甫，江西铅山人。乾隆三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断狱平。左翼护军给饷误用白片，惧责，私补印，其长当以盗印罪；枚谓知误更正，与盗用异，改缓。宜城县吏殴毙社长，贿改病死，拟缓；枚谓斗殴情轻，舞文情重，改实。在部八年，多所持议，迁员外郎。尚书英廉荐其才，出为甘肃平凉知府，母忧去，服阕，补河南汝宁府。汝阳有杀人狱，已得实，控不止，枚讯鞫时，忽熟视旁吏曰：‘此汝所教也！’吏色变，刑之，则称将嫁祸某富家，咸以为神。”熊枚案的前半节法适用疑辨，均为法律适用条件问题，案情实否则无关。
三、余论
“决狱平”直观的来看，是一个司法理念，是引导决狱事务符合个案正义与社会秩序融洽的价值理念，但是从实质来看，“决狱平”实际是一个政治生态改造的政治事件，是对战国以降厉行“一断于法”以至狱吏贵于大臣的异常格局的更改，是对社会阶层所进行的一次政治地位调节，从而恢复了唯尊者宜在高位的差序格局。越往魏晋唐宋以后，狱吏地位越低，“决狱平”以除狱吏贵的作用越明显。这是对所谓“秦有十失，今存一焉”政治弊态的一次纠偏与匡正。经此一轮“评文法吏”的运动，汉初以来所倡导的尊卑有等、贵贱有差的社会改革运动最后在狱政这个领域得以落实完成。因此，决狱平就其终结来看，是平于狱吏之贵，平于建立贵贱有等的诉讼制度。
“决狱平”理念从司法功能来看，强调案件证据确凿，法律实施正当，这与当代法律所主张的法的谦抑性具有一致性。但是当代法治所主张的授权正当、程序正义、用法确当等应有之义，用“决狱平”是很难予以概括的。这是因为“决狱平”当中包括的宽恕、仁德的主观立场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封建帝制时代严刑峻法，民众处于法律所设的原罪条件下，伸手投足动辄成为违法罪犯。在这个语境当中，要求司法者决狱宽恕，用法持平，是在法实施的动态条件下调整法创制本身所造成的法网繁复现象，因此决狱平在集权主义的刑法体制之下，它有正确适用法律和保障法律具备社会现实性的特点。但是离开了这个历史语境，在人民主权的语境下，建立起符合人民意志的法律体系，在主观上另去要求司法者心存平恕，宽缓用法，则背离了当代社会法治实施的要求。这是应该在借鉴中予以仔细甄别的。对此，就具体的司法案件来看，“决狱平”平于案件牵连范围恰当，主要案情有证据明证，用法程度相对谦抑，定案用刑符合一般民众对法律的预期。案件当事人服罪状、服刑判、伏法则为平。
封建帝制的统治者为了说明“决狱平”这一司法理念的正当性，往往将决狱平与星象、气象（干旱）相勾连，认为决狱平否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命运。这样就把决狱之事联系到德命话语的体系当中。自周人开始起，认为“以列用中罚，以掌王国之命运”、“德之行于罚之中”，从人心背向的立场叙说了狱事平否直接关系到怨辞会不会丛于身。从德命话语的意义来看，决狱平只是中国古代施政与司法理念中的一种，决狱公、决狱明都是官吏业绩中，称其职守称职的考绩评语，都具有重狱事而无碍王朝命运的意义。所以可以说决狱平相对于其他的决狱要旨而言，是运行在“宽则纠之以猛、猛则纠之以宽”的德刑两柄之中的。故从“德之行于刑之中”的关系来看，决狱平最终还平于狱事无害于大政方针，无变天文星象，利于秩序安平，是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平稳的重要价值指引。
（感谢作者惠赐。为阅读方便，公号删去了注释部分，如有需要阅读原文的读者，请参看陈晓枫主编《中国传统司法理念与司法文明》一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